
AI等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社会发展各领域,既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技术赋能的新机遇,也提出了理念更新、模式重构的新挑战。
如何运用智能化手段破解基础治理中的重点难点?怎样构建与智能化时代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在近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论坛上,来自高校及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基层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嘉宾,就智能化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及理论创新进行了研讨。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表示,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智能化浪潮下,基层治理既迎来技术赋能的新机遇,也面临理念与模式重构的挑战。清华大学将持续深化基层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推动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
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表示,农村社会治理在智能化进程中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基础设施不均衡、技术应用“水土不服”、数字素养不足等问题。他建议,加强中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乡村的简易化、本土化数字平台。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原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宋贵伦建议探索“五治融合”,即在传统的“自治、法治、德治”基础上,加入“智治”与“心治”,构建符合AI时代的基层治理体系。他认为,治理既要拥抱技术,也要注重情感沟通与心理服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生”。
对于数字智能技术驱动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陈刚认为,需要妥善处理好三对关键关系:算力驱动与人力主导的关系、数据建设与数据管理的关系、数字治理与数字鸿沟的关系。以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效能提升的良性互动,在技术应用中融入人文关怀,最终形成社会治理的新范式。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推进人工智能+基层社会治理应以制度优势引领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实现技术场域与价值的系统集成,构建数字枫桥新模式,并注意应对数据安全与合规、服务融合等挑战,迈向“人本智能、柔性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平等共治、共同引领未来。
在基层治理结构与专业服务的协同创新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表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在专业服务效能、数字包容性及新兴群体保障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他认为,当前治理需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尤其要关注新就业群体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性缺口,同时积极引入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社会组织与专业服务协同作用,构建更具包容性、多层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表示,当前基层治理创新需要构建更友好的制度环境——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实现权责利相匹配,推动治理创新回归解决实际需求、回应民众关切的本质。
有业内人士表示,智能化不是“炫技”,关键在于回到基层需求、回到实际问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晓斌表示,发现基层真实需求、解决群众具体难题,是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效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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