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倍股票配资装满了比蜜还甜的理想

毛主席三请不动她，副部长不当非要去教书，这老太太到底图啥？

1977年，北京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冷风跟刀子似的。中南海旁边那条小路上，一个瘦得像张纸片的老太太，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呢子大衣，走得颤颤巍巍。

她叫王一知。就在刚才，教育部会议室里一众领导干部，客客气气地请她出山，担当要职。她呢，就那么轻轻巧巧地回了句：“我只想教书。”

这已经是第三回了。从新中国一成立，那些跟她一块儿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老战友，像毛主席、周总理，变着法儿地想把她请进中央。可每一次，她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转身就回了学校。

一个在地下战线潜伏了几十年，连毛主席都开玩笑说“你该到地上来透透气了”的传奇人物，怎么就跟三尺讲台死磕上了？这事儿，咱们得把时光倒回去，从头捋一捋。

1901年，王一知生在湖南芷江。她那个爹，虽说是留过洋的，可脑子里那套重男轻女的旧思想，比老宅的墙砖还硬。母亲走得早，她在这个家里就成了多余的人。

14岁那年，这姑娘揣着几件破衣裳，硬是靠自己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费怎么办？给人打杂、教小孩识字、在食堂帮工刷碗，什么苦活累活都干。

苦日子没把她压垮，反倒把她的骨头淬炼得比钢还硬。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长沙街头，一个剪着短发、领着几十个女同学高喊口号的姑娘，格外扎眼，那就是她。带头抵制日货，闹得满城风雨。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学生敢这么折腾，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她眼睛里的那股劲儿，比啥都亮。也正是这个时候，一颗种子在她心里悄悄发了芽——教育救国。

后来，她去了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小学教书。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一双双清澈又渴望知识的眼睛，她头一次感觉到，心里头那种踏实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可惜，乱世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1922年，她到了上海平民女校，在这里，经刘少奇介绍，她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也认识了陈独秀、张太雷这些后来响当当的人物。

1925年，她和张太雷走到了一起。没婚礼，没仪式，俩人就一句话的事儿：“从今往后，并肩作战。”白天俩人凑一块儿写传单，晚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分头去送情报。那间小破屋里，装满了比蜜还甜的理想。

好景不长，1927年，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是我党早期牺牲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们的儿子才刚满月。王一知没掉一滴眼泪，抱着孩子，咬着牙继续干地下工作。她说：“眼泪，那是留给敌人的。”

后来，周恩来亲自给她下任务，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那可是当时党中央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她愣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同时运转三部电台，情报像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延安。大家看过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李白的原型，就是她领导下的电台报务员。

1942年，李白电台暴露，情况万分危急。她一边冷静地安排同志们撤离，一边自己抱着党组织的全部经费，在特务的搜捕网里钻来钻去，硬是没让一分钱落到敌人手里。这份胆识和能力，让所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所以啊，新中国成立后，老领导们都惦记着她。第一次请她出山，毛主席还跟她开玩笑：“一知同志，你在‘地下’待了这么多年，也该到‘地上’来工作啦！”

可王一知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在战火里，她都没放下过教书这件事，在合江女中任教的日子，让她越发坚信：一个国家想真正站起来，得靠年轻人。年轻人的腰杆子硬不硬，就看教育的根扎得深不深。

1949年，她主动请缨，去了上海吴淞中学当校长。那学校，被炮火轰得就剩下半拉楼，教室里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找不出来。她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带着老师学生们一起搬砖头、修房子，累得整个人都脱了相。

学校里有些留用下来的老教师，作风散漫，有人就建议，得狠狠批一批。王一知摆摆手，说：“教育这东西，不是靠骂人能搞好的。”她每天第一个到校，带着大家一起备课，跟老教师们坐下来谈心，聊新教材。慢慢地，那些原本心里有疙瘩的人，也都心悦诚服地站上了讲台。就这么一年多，一个“破烂学校”硬是被她办成了上海的重点。

1954年，中央第二次下调令，请她到教育部任职，给的是行政八级待遇，说白了，就是副部长级别。她又给拒了，转头去了北京，接手了华北中学。这学校有点特殊，建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只收干部子弟。她一看孩子们身上那股子优越感，心里就咯噔一下。

第二年，她力排众议，坚持把学校改成面向所有普通家庭的子弟学校，还给学校取了个新名字：“一〇一中学”。她跟老师们解释：“过去就算是一百分，咱们现在也要从一开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名字，也寄托着在一个民族耻辱的废墟上，培养出超越前人的下一代的期望。

为了磨掉孩子们身上的娇气，她带着学生在废墟上开荒种地、修操场，甚至自己掏钱买设备建校办工厂，搞半工半读。她还主动申请，把自己的行政级别从八级降到十二级，她说，只有跟基层老师一个待遇，才能摸到教育真正的脉搏。

时间一晃到了1977年，国家百废待兴，中央第三次派人来请她。这次的理由更充分：国家要改革，需要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参与顶层设计。

可这位76岁的老太太，还是回到了她的一〇一中学，继续给学生改作业，带孩子们下地劳动。她说：“教育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是弯下腰，握着粉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在她当校长的三十年里，从她手底下走出去的学生，成了各行各业的顶梁柱。写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音乐家施光南，主持制定《体育法》的伍绍祖，还有后来参与国家工业改革的李铁映……

1991年，90岁的王一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遗言很简单：“不要开追悼会，浪费大家时间。”可追悼会那天，八宝山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有穿军装的将军，有戴眼镜的学者，有拿画笔的艺术家，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王校长的学生。他们排着长长的队，就为了再送自己的校长最后一程。

你说她傻吗？放着副部长的高位不要，偏要去守着那个清贫的讲台。

其实，她比谁都活得明白。那些年在地下战线，躲过的一次次枪林弹雨，为的不是自己将来能坐多高的位置，而是为了一个能让孩子们安安稳稳读书的新中国。她那三次转身，拒绝的不是权力，而是选择了一条她认为能让这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道路。她不是不想“到地上来”，只是在她心里，最坚实、最广阔的“地上”，永远是那三尺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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